子武档案

过去理想谁听我讲多一次

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然后…他们外逃了

2018年01月08日 凌晨

内容提要:“允许一部人先富起来”的邓小平国策,本是希望终能“先富带动后富”。但现在,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然后,他们走了,移民国外了,成群外逃了。我们今天谁都明白,当年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帮助”再“带动”,其实仍然只是一种“理想”。然而,当时别说“不同”了“反对”了,欢呼还来不及哩。就这样直到今天,我们才终于可以说了:不论从价值判断还是事实判断以及现在的移民潮,都在证明着:当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是欠妥的。然而,我们又不能不喝下三十年前即酿出的这杯苦酒

 

   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然后,他们移民了

 

  富豪移民是一本账,包含着太多的打量。移资潮是为了保值增值,这个说法最为轻松,也因而被谈及最多。持有绿卡带来的诸多好处还有免签所带来的商务便利,规避计划生育,获得更好的子女教育,未来良好的养老环境等等。但拥有绿卡多年的知名人事表示,这些都只是表象,更深层的原因大家不肯去说,也就是对政治稳定的担忧。

 

  象征社会中坚的一国之财富精英,正降落至一个精神和财富双层游离的境地。

 

  周六整整一天,杨光(化名)没有休息,他先后签下了4个客户。这些找上门来的客户都准备投资移民,杨光本打算详细向他们说明移民概念,“不用说了,赶紧办吧。”客户们不想多听这些。

 

  作为资深移民顾问,杨光对这样的态度并不感到讶异。近两年来,投资移民持续升温,移民已经成了富人圈中惯谈的话题,外籍身份亦越发成为象征财富与地位的标签。

 

  “猫哥”的身上即烙印着这样的标签。此刻,“猫哥”刚刚将新买的跑车泊入车位,步入一家饭馆。饭馆内,一帮已经等得不耐烦的朋友,看见这位身材发福的“飙车狂”走进,开始鼓噪起来。“猫哥”不客气,坐下扒了两口酒菜,便同众人摆开了龙门阵。美女和跑车是他们永恒的话题,但今天有些不同,一个朋友谈起了高晓松,这个背景显赫的音乐人不久前传出酒驾被拘的新闻。“猫哥”对此似乎不以为意,转过头问起正在一边玩耍的朋友闺女的名字。Alice,朋友告诉“猫哥”,“猫哥”皱皱眉,问有没有中文名,引来一阵讪笑。“亏你还入了加拿大国籍,一句英语都不会说,Alice是美国籍。”正说着,不知谁说了一句,“和高晓松一样。”

 

  不会说英语、身在大陆的加拿大人“猫哥”并非另类,对杨光而言,这正是他最主要的客户。在他眼中,越来越多的“猫哥”正构成一个庞大的群体:身在大陆,手持绿卡,掌握大量财富,对外低调而神秘。

 

  90%的富豪打算移民

 

  大陆绿卡富豪有多少人?

 

  4月,招商银行联合贝恩资本发布了《2011私人财富报告》,其中提到:2010年中国可投资资产1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人群(简称高净值人群)数量达50万人,共持有可投资资产15万亿元人民币。

 

  与此同时,接受调研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表示,已经完成投资移民或有相关考虑。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企业主中,27%已经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

 

  然而,移民专家张跃辉认为以上数据还是太过保守:“90%的富豪已经移民或正在办理移民及计划移民”。他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受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大陆投资产品看衰影响,近几年大陆富豪投资移民开始逐渐增多。

 

  社科院2010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目前约有4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流失的精英数量居世界首位。

 

  张跃辉介绍,加拿大、美国与澳大利亚是投资移民流向最多的地区。除此之外,根据《2011私人财富报告》统计,香港正逐渐成为境外人民币的主要集散地,大陆个人境外投资资产有一半以上集中在香港。另外,亦有部分富豪青睐亚洲、中美洲与西太平洋等区域内的一些小国,如新加坡、伯利兹等,个中原因主要是基于其在避税与免签方面的方便。

 

  张跃辉表示:“移民地的选择有地域性。比如广东那边的富豪就爱去香港,而北京富豪则可能更愿意去美、加。”锦国怡凯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张正岳亦赞同此观点:“移民选择要看个人情况,比如马来西亚,可能广东与福建的富豪愿意移民,北方富豪则可能不愿意去。”

 

  与大陆精英、富豪流向海外的庞大数目相比,外籍人士移民到中国的数字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移民法学者刘国福说,“2004年到现在,取得中国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最多也就1000多人。”

 

  一年流走200亿元

 

  在此次富豪移民浪潮中,财富流出的数量究竟有多少?

 

  建设银行副行长陈佐夫去年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透露了相关数字:“中国管理层的精英,通过办投资移民带走了大量财富,仅2009年大陆就有3000人投资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他们投资的总额超过了80亿元人民币,若再加上人民币比较热门的地区,2009年的统计,移民带出去的资金就超过了100亿元人民币。”

 

  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张跃辉更是惊人称,“一年光移民投资流出去的钱就起码有200亿元。”

 

  有大陆媒体发出警告,大陆或正在重演俄罗斯1990年代末期的富豪“逃亡潮”。

 

  富豪移民是一本经济账,包含着太多的打量。

 

  移资潮是为了保值增值,这个说法最为轻松,也因而被谈及最多。张跃辉分析,“内地投资,在税收方面杂七杂八加起来,可能将近60%,这方面香港显然优惠得多,至于美国等地,虽然税也不轻,但是相应的福利待遇则更具吸引力。”

 

  “免签所带来的更多商务便利,也是富豪选择持有外籍绿卡的一个原因。”据3月份出炉的《2010年公民旅行签证受限指数全球排行榜》,中国排在第88位,位列98个参评国家中的倒数第10,仅高于朝鲜、巴基斯坦、伊朗和阿富汗等国。

 

  不过,《2011私人财富报告》调研统计,子女教育是中国高净值人士进行投资移民的首要原因,58%的受访富豪表达了这一态度。

 

  一位移民行业业内人士告知《凤凰周刊》记者,由于大陆在计划生育方面有诸多关卡,儿女在成长过程中公平竞争形势严酷,所以许多年轻富豪亦会为规避计划生育制度、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而选择移民。他举例说,品牌中国产业联盟负责人即为自己刚刚两岁的第二个孩子选择了香港身份。

 

  除了子女因素,《2011私人财富报告》调研发现,有32%的受访富豪把票投给了“为未来养老做准备”这一选项。

 

  但在拥有绿卡多年的上海某知名传媒公司总裁QQ看来,这些只是表象,“我记得10年之前是回国热、创业热,而现在赚了钱就搬走,更深层的原因大家不肯去说,就是对政治稳定的担忧。”

 

  代际交替之际,资产的未来看上去充满了不确定性。这让财富强者也感染上了社会弱势症。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发展研究基金会《2010中国企业家生存环境调查》显示,因对政策、法律和舆论的不安,逾1/4的受访企业家表示自己已经移民或有移民意愿。

 

  难以启齿的发迹历史,以及变幻莫测的外部环境,让白银脆若水银,一瞬之间,似乎就要蒸发。以创造财富为己任的经济精英群体,如今以追逐安全系数为己任。财富偶像的抽离,所留下的巨大空白地,使经济现代化由于缺乏内在引领而陷入不规则推进的风险。


 

  私奔暗门

 

  尽管富人移民不像穷人偷渡非法,但“通过外资银行转移资产,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一位谙熟此道的人士对《凤凰周刊》记者表示,“大陆相关机构即无法亦无力进行监管。”

 

  不仅如此,一位匿名接受采访的富豪向《凤凰周刊》记者坦言:“我把钱存进汇丰银行,谁知道我存了多少?况且中信银行下面就有很多机构可以帮助处理资产。在资产跨国转移方面,政府无法进行管理。当然,如果我要把钱存进美国银行,需要去外管局换汇,按规定是每个人一年只能换汇5万美元,但我找10个人不就是50万了吗?”该富豪目前已经取得加拿大身份,他告诉记者,在资本运作方面,有很多可操作的路径。

 

  跨国金融为绿卡富豪搭起了一条安全而畅通的资产流出通道,但众多富豪仍然身在“曹营”。

 

  上述富豪告诉本刊记者,自己虽然已加入加拿大籍,但一直在大陆生活、工作,并未到加拿大蹲“移民监”。所谓“移民监”,指的是申请移民者在申请期间和入籍之后,需要按照规定在移民目的国居留一段时间,否则便会丧失身份。相应规定每个国家不尽相同,美国移民政策是每183天要登陆美国本土一次,而加拿大的政策是每五年内必须住满两年。

 

  “规定如此,但规避的方法也不是没有,”该富豪表示,“我可以选择与在大陆设有代表处的境外公司合作,最后以它的名义返派回大陆,按照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此种情况亦被准许。”至于如何操作,他表示移民中介大多可帮助办理此事。

 

  对此,移民中介行业知情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规避的方式其实不止一种,以加拿大举例,常规的规避方式有三种:一种是通过境外公司返派;一种是家庭成员入籍,那么与其一同居住,亦被视为与身处加拿大无异;另外一种是利用加拿大移民政策中居留期可累积的特点,进行操作。”针对后一种方式,他以老师举例,一个老师有寒、暑两个假期,如果其申请了加拿大移民,那么只要在两个假期到加拿大居留,五年之内便会轻易居满两年,而其他时间,他可以自由支配,可以选择留在中国教书。

 

  游离症扩散

 

  绿卡,本来与财富阶层交集不多,与官员更像是两个绝缘体。

 

  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第一次移民潮发生在1979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国家公派为主,伴有海外团聚、探亲与留学;第二次移民潮发生在90年代中期到2003年间,以技术移民为主。

 

  目前大陆正在经历改革开放后第三次海外移民潮,以投资移民为主要形式。这第三次浪潮开始于中上经济阶层。

 

  如果将社会分经济阶层,过去数年,中下阶层将余钱投放于银行账户与股市;中等阶层增加的一个方向是投资房地产以及炒蒜;而中上阶层在资产组合中拥有另一个避险途径:绿卡或移民。

 

  但如今,其他阶层也开始试图转而炒绿卡。据大陆媒体调查,现投资移民群体,年龄结构大多在35-45岁之间。既有众多从事实业、服务业而发达的企业主,也有靠炒股和投资房产完成财富积累的年轻人,还包括一些财产来源不明的公务员和商业人士。

 

  移民行业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2009年,他曾受南方一家国有银行支行行长之托,前去为其办理移民。飞机落地之后,他发现,客户竟不止行长一人,从行长到科长,整个一家支行的管理人员都准备申请移民。

 

  体制内群体的移民,大量接近于外逃。6月,中国央行发布《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称,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1万8千名不法党政干部、事业企业高官,驻外中资机构,公安司法干部等,总计携款8千亿元人民币外逃。

 

  虽然这些人在大陆总人口中只占很小的一个百分比,但这样的人口统计学数据代表了这个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未来。

 

  同期出现移民狂潮的还有北边的邻居俄罗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目前的俄罗斯制度引发了民众心理疲劳。在坦承想要离开的俄罗斯人当中,绝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居住在大城市,会说一门外语。

 

  旅美学者田方萌认为,富人移民仿佛是与各国或地区政府玩一种“身份游戏”,即通过获得某国的移民资格,享有该国提供的一些好处和行动便利;同时,他们也不会放弃在中国的种种利益。这犹如给自己买了一份额外的保险。

 

  但这对中国来说,则失去了一份保险。“允许一部人先富起来”的邓小平国策,本是希望终能“先富带动后富”。但现在,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然后,他们走了。(作者:赵家鹏   来源:凤凰周刊)

 

评论二:从新移民潮联想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作者:闵良臣  2010-6-7  发表于:博客中国


 

  6月4日新华网刊出报道,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而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

  中国人口的基数大,有万分之一的人移民,也有13万。当然,13万与13亿比起来,实在要算“微不足道”,而况报道仍然沿袭“坏事变好事”那种思维劝我们这些“留守人士”:“而对于本国公民来说,移民潮或许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这未必是件坏事。”既然“未必是件坏事”,我们也就姑且由它去吧。

  然而,什么事一成了“潮”,想完全放下也难。既如此,我们不妨还是来解析一下。

  多少年了,我们都是不断地向国民灌输向世界宣传:中国乃一伟大的文明古国,人民勤劳勇敢,聪明智慧。尤其是上世纪末就听人说:如果说二十世纪是西方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就一定是东方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样一来,生为一个中国人也就该“无比自豪”了。

  然而,看眼下的报道却说:“打开电视,常能看到某某明星那扎眼的外国国籍,而且娱乐圈、体育圈皆为移民‘重灾区’。”不仅如此,更让我们这些不可能移民的国民难堪的是,除了“周遭亲朋好友中,想通过留学、工作等途径申请技术移民者也不在少数”,“近来又爆出女乒选手冯天薇‘以身为新加坡人而自豪’”。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这些人为何就那么想抛弃这么一个“文明古国”,再说得“上纲上线”一点,他们怎么就不“爱国”呢?

  且不说新加坡乃一弹丸小国,其华人比例甚高,据说到新加坡,还常常有身在国内的感觉。既如此,怎么会有“文明古国”的人一到了新加坡居然也能“自豪”起来?弄到这种“局面”,是那移民者“犯傻”,还是出了别的问题?又有谁来负这个责?

  当然了,现在不管怎么说,执政者比原来要开明。哪怕区区一普通公民,只要你有钱,又想走,那就可以走了。这在文革时,借十个胆给你,你也不敢申请。

  可这样说,移民出国好像很容易似的。其实也不然。只要国外没有经济担保人寄来保单,你要移民出国,就必须有大把的银子带到国外。而在中国,有大把银子者的绝对人数虽然已很可观,但比起13亿来,毕竟还只是“一小撮”,所以说,一小撮之外的天大一群人还是乖乖待在自己伟大的祖国吧,不要有什么“非分之想”。

  可那些移民者为何就那么有钱呢?这就让人自然联想到总设计师在改革开放之初制定政策时说过一句早已成名言的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弹指三十年过去,一部分人借总设计师的光,确实富了起来。可老人家的意思并不是让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就走啊,而是让他们带动和帮助没有富起来的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为什么不听呢?只要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不听,也就说明当时把这样一句话当作政策制定时犯了“想当然”的错误,而犯这种错误的根源显然就是人治,而人治的标识就是由一人“说了算”。试想,这样一种“构想”,如果当年能拿出来公开讨论,至少允许那几个常委也议一议,并允许大家提出不同意见,或许也就没有今天这种尴尬了吧。

  现在来说,当然已是时过境迁,可时过境迁就可以不说了吗?我们今天谁都明白,当年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帮助”再“带动”,其实仍然只是一种“理想”,而且还是沿袭前一个时代的理想,没有任何逻辑性可言。没有逻辑性,也就没有必然性。既然没有必然性,又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幸福与否,那就不应该由一人“说了算”。然而,当时别说“不同”了“反对”了,欢呼还来不及哩。

  就这样,直到今天,我们才终于可以说了:不论从价值判断还是事实判断以及现在的移民潮,都在证明着:当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是欠妥的。然而,我们又不能不喝下三十年前即酿出的这杯苦酒。这话有点不好听,还有点亵渎的味儿,但谁都不能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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