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武档案

过去理想谁听我讲多一次

李慎明:澄清对毛泽东几个误解

2019年01月11日 上午

毛泽东时代“过穷日子”的主要缘由之一
新中国建立后到毛泽东去世时的27年,毛泽东有六大贡献:
一是先后打赢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战争,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的“大三线”、“小三线”建设,成功化解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对我国进行的“核打击”。这实际上相当于打赢了三场较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有力地捍卫了我国的主权和神圣领土。
二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研发出“两弹一星一潜艇”。邓小平1988年明确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话十分中肯。
三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其中有大量的自主科研成就与研发技术。
四是建成国计民生所必需的大量的基础设施。李先念明确讲过,基本建设是投入七块产出一块,而加工工业是投入一块产出七块。毛泽东时期的短短27年中,我国主要靠人力修建的84000多座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基础性和中坚性作用。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最根本的指标。毛泽东时期,在人口增加4亿的情况下,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5岁,而印度1952年人均预期寿命41岁,直到2011年人均预期寿命才达到65岁,整整比我国晚了35年。
五是排除种种干扰重返联合国。由于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正确指导,我国与美国、欧洲诸国和日本等主要国家的外交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成功打破外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我国的严酷封锁,真正跨入了大国的行列,并迎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六是毛泽东时期没有为后人留下还债的包袱。
以上成就的取得,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勒紧“裤腰带”、“过穷日子”、从嗓子眼里抠出食物和节省必要日常生活开支而积攒下大量的物力和财力所换来的。这也是我们大家在毛泽东时代“过穷日子”的主要缘由之一。
正面回应,正视历史,正确评价毛泽东
目前,社会上有些个人、有些媒体、有些组织对毛泽东存在误解,歪曲史实,存在历史虚无主义倾向。
一是有人说,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苏联不仅没有对我国逼过债,而且对我国十分友好,这不是事实。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为实现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全球战略的需要,先后提出并坚持在我国领土共同建立、共同拥有“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这理所当然遭到我国的坚决抵制。1960年7月16日,苏联对我国发出照会,单方面决定要在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一个月之内,全部撤回在华的苏联专家1390人,并对我国逼债。周恩来的经济秘书顾明回忆:“有一次,苏联的一个外贸部副部长在人民大会堂与总理谈判,要我们还钱。总理说,我们现在暂时有困难。谈完后,总理送他出来,他看见门口有一块三百多公斤重的大石英石,就对总理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总理顶他说,你要你就拿走。”当时中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折合人民币52亿余元(其中60%以上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国借支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按照原定协议,这些外债于1965年全部还清。当时我国建国仅十年有余,工业尚在起步阶段,所以只能用猪肉、鸡蛋、苹果、花生米等农副产品来偿还。这就更加重了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但是,中国人民有志气,到1964年,我国提前一年还清了20世纪50年代欠苏联的全部贷款和利息。
二是有人说,1957年反右中我们处死了人,这当然不是事实。20世纪50年代曾任罗瑞卿秘书、后任国家公安部部长的陶驷驹告诉笔者:“不仅在1957年反右时我们没有处死一个人,而且在1955年肃反时我们也没有处死一个人。这是有档案可查的。这是毛主席汲取了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各个红色根据地肃反中出现的扩大化的深刻教训而采取的重大举措。”笔者的老领导王震生前曾跟笔者谈过几次,延安整风时,毛主席严厉要求,要坚决执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有的同志对此很不理解,找到主席问,“审干中,有的本人都明明承认自己是叛徒,并出卖过我们几个同志,血债累累;也有的明明承认自己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国民党特务,来刺探我们的情报,为什么不能杀?”毛主席解释说,“人头不是韭菜,韭菜割了,还能再长出来。人头割错了,就再也长不出来了。红军肃反时,就有不少同志是屈打成招的。我们再也不能干那样的蠢事了。”王震还说:“至于王实味被杀,那是在转战陕北过程中,在与胡宗南部队突然遭遇、大部队有可能被暴露的紧急情况下,一直属队的带队领导的擅自临时处置。这就破坏了毛主席的‘一个不杀’的严厉规定。事后,毛主席还十分气愤地说,‘还我一个王实味’,并说当初要把王实味放在你们359旅就好了,你们会很好使用他,他也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文化教员。”在撰写《王震传》的1994年,笔者经过批准,在中央档案馆查阅了当年相关的档案资料,完全证实了笔者老领导的说法。
三是针对所谓的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三千万,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这“两个三千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
所谓斯大林在肃反中杀了三千万,这是连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承认是虚假的“事实”;针对“所谓毛泽东发动‘大跃进’饿死三千万的‘事实’”,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孙经先近年来查阅了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死亡率最高的600多个县的县志和大量的其他文献,发现在香港出版的《墓碑》中绝大多数重要的非正常死亡数据都是虚假的。该书中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饿死3600万人”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审视历史,决不能简单地站在个人得失立场,一方面,我们不能片面地、主观地把新中国前27年的艰辛奋斗与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另一反面我们也决不能否认新中国前27年的失误和错误,决不能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一定要认真汲取其中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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